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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令釗:為新中國造型

  編者按

  8月30日,“為新中國造型——周令釗先生百歲藝術展”在中央美術學院舉辦。周令釗先生曾繪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毛主席巨幅畫像;參與設計了國徽、政協會徽、少先隊隊旗;主筆共青團團旗、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大勛章的設計;擔任第二、第三、第四套入民幣票面的整體設計。每天數以萬計乘客面對的地鐵六號線朝陽門站壁畫《京東糧道》、《鳳舞朝陽》,是他與夫人陳若菊2012年共同完成的……今年是周令釗先生入黨70年、結婚70年、百歲生日,本刊特邀作家趙李紅書寫周令釗先生為新中國造型的藝術人生。

  

  在“為新中國造型——周令釗百年藝術展”開幕式上,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副總經理鄭華代表總公司向周令釗先生贈送由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特別制作的周令釗先生百歲壽辰紀念雕版肖像。

  周令釗是誰?一年以前,他并不為公眾所知曉。

  去年8月30日,在中央美術學院建校10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給中央美術學院周令釗、戴澤、伍必端、詹建俊、聞立鵬、靳尚誼、邵大箴、薛永年八位老教授回信中說:“長期以來,你們辛勤耕耘,致力教書育人,專心藝術創作,為黨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貢獻。耄耋之年,你們初心不改,依然心系祖國接班人培養,特別是周令釗等同志年近百歲仍然對美育工作、美術事業發展不懈追求,殷殷之情令我十分感動。我謹向你們表示誠摯的問候。”這條新聞經央視新聞聯播播出后,99歲的周令釗先生一夜之間為全國人民所矚目——

  周令釗先生是中國美術教育的一代名師,被譽為“國家名片、國家形象設計師”“公共藝術先驅者”“新中國設計第一人”,曾繪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毛主席巨幅畫像;參與設計了國徽、政協會徽、少先隊隊旗;主筆共青團團旗、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大勛章的設計;擔任第二、第三、第四套入民幣票面的整體設計。每天數以萬計乘客面對的地鐵六號線朝陽門站壁畫《京東糧道》、《鳳舞朝陽》,是他與夫人陳若菊2012年共同完成的……

  

  2012年周令釗與夫人陳若菊設計北京地鐵六號線朝陽門站亞光陶瓷浮雕壁畫《京東糧道》。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也是周令釗夫婦為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繪制毛主席像70年。值此習近平總書記給央美老教授回信一周年之際,筆者見到一百歲的周令釗先生。

  徐悲鴻證婚并贈送《雙馬圖》

  被譽為“國家形象”設計師的周令釗先生設計的作品我們耳熟能詳,100歲的周令釗先生什么樣卻不得而知。近日,筆者有幸走進位于東五環的著名教育家、畫家、中央美院教授周令釗先生的家。

  “我剛把這里收拾出來,前一段,為了方便,我把父親的資料什么的都帶過來整理,屋子里堆得下不了腳,柜子門都打不開。”一見面,周令釗先生的女兒、清華美院教授周容就說:為出版父親的三卷本畫冊《周令釗》和8月29日在中央美術學院舉辦的“為新中國造型——周令釗先生百歲藝術展”,大量的資料性工作要準備,要審核,自己像年輕人一般沖鋒陷陣,全身心投入。

  周老的開放式客廳被屋中間的三級小臺階分成餐廳、書房和會客區,中間以中式畫格做隔斷。筆者指著小臺階問,“周老現在走臺階可以嗎?” “沒問題,他現在可以自己走。每天走路,也是一種鍛煉。”

  說話間,周老扶著助步器已從臥室走到了臺階上,他微笑著跟我們打招呼,隨后走下臺階,坐在沙發旁的高靠背扶手椅上。周容說那是父親的專座,看電視也坐那兒。“他作息很規律,每晚電視看到九點半,最晚不超過十點睡覺。早上七點半起床,下午要躺兩個小時,都能睡得著。”

  周老跟著一句“能吃能睡”,令大家哈哈大笑。

  我平生第一次見百歲老人。百歲的周老如此精神矍鑠、幽默親和。

  “人家說,長耳朵壽命長。看,周伯伯的耳朵又長耳垂又厚。”隨著周容朋友的發現,大家一齊望向周老。筆者隨口問道:“您信嗎?”

  周老一邊揪著自己的耳朵,一邊回答:“我已經一百歲了!”說完,自己也樂了。

  今年5月2日是周老100歲生日。簡潔的客廳里,一幅紅底金字的湘繡壽字讓屋中洋溢著百年華誕的喜慶。筆者向周老獻花祝福、致敬!周老說,我跟祖國同過大生日,十分幸運——

  聊天中得知,周令釗先生跟祖國的生日有著如此深厚、緊密的聯系!他的百歲生日更是如此不同尋常。七十年前的1949年,30歲的周令釗風華正茂,在國立北平藝專圖案科(后中央美院實用美術系)教授素描、水彩和政治宣傳畫課程。為了新中國的誕生,這一年他繁忙并快樂著,無上榮光——

  他帶學生布置北京飯店,畫毛主席像;布置六國飯店國共和平談判會場,畫毛主席像和馬、恩、列、斯像;參與設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徽; 帶學生布置在中央美術學院禮堂舉辦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畫毛主席像和馬、恩、列、斯像;帶學生布置“全國學聯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場,畫毛主席像和馬、恩、列、斯像;7月1日,和學生、助手陳若菊在證婚人徐悲鴻家的院子里舉行了簡單而鄭重的婚禮;9月,與夫人陳若菊一起繪制開國大典時懸掛于天安門城樓的巨幅毛主席畫像;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哇!原來今年也是您入黨70年,結婚70年呀!”筆者停下記錄開心地向周老祝賀。

  說起70年前周老的婚禮,還是由校長徐悲鴻證婚的——

  當得知周令釗和陳若菊要結婚了,徐悲鴻就對周令釗說,婚禮到我們家來辦。廖靜文和姐姐廖學文帶著陳若菊去大柵欄買布料做結婚穿的衣服。7月1日,婚禮在徐悲鴻家的院兒里舉辦。徐悲鴻派自己的車去接新娘并親自當證婚人。他開心地祝福一對新人,并說:今天婚禮,本來還有更多的人要來,但他們現在正在先農壇聽毛主席的七一講話。那就讓他們回來去鬧洞房吧。贈給新人的結婚禮物是自己繪制的一幅《雙馬圖》。從此,周令釗陳若菊夫婦就開始了雙馬齊奔——

  1949年9月的一天,學院黨委書記江豐找到周令釗,說開國大典籌備處的同志要他為天安門城樓畫一幅毛主席像。接到任務,周令釗便帶著他的助手、學生、妻子陳若菊來到天安門城樓看現場、量尺寸,規劃了畫像的大小。在城樓上大殿外的腳手架上開始了工作。要把小照片畫成巨幅畫像,必須一次次打格、放大、畫素描稿、色彩稿。畫太大尺子不夠長,他和陳若菊專門做了一個粉線袋,兩人一邊拿一頭,像木匠那樣彈線、打好格子。

  在繪制的十多天里,他們自備饅頭和咸菜、暖壺,每天天剛亮時就開始作畫,直到天黑看不見為止。他們的朋友、畫家侯一民曾說,“夫妻倆工作起來,就跟一個人似的”。

  “一對新人在紅墻金瓦下,互相支持著,懷著飽滿的熱忱開筆塑形,畫出人民領袖的神采,迎接新中國誕生的禮炮……我能想見多浪漫多莊嚴啊!”筆者忍不住驚嘆。

  周容不無遺憾地說:“當時也沒想到要留下個工作照。”

  “父親的很多作品我們都不知道”

  “國家剛解放,百廢待興,許多美術設計任務紛紛找到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業務對口,設計任務應接不暇。當時還沒有人民大會堂,許多全國性的大會都在美院的大禮堂舉行——‘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全國學聯第一次代表大會’,學校都安排我帶領實用美術系學生設計、布置會場,中間掛毛主席像,兩邊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像,領袖像均由我畫。”

  青年團第一屆團代會后,團中央曾在《人民日報》上征集團徽、團旗和團歌。據周老回憶,“后來,團中央的婁霜要我也設計一個團旗。我在紙上畫個五角星象征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又在五角星外畫一個圓圈,象征共青團員圍繞在黨的周圍,幾分鐘后我的設計完成了。婁霜很滿意,認為創意簡潔明了。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62周年的時候,共青團中央辦公廳一位負責同志來看我,并帶來經毛主席批示的團旗畫稿復印件,給我留作紀念。我從沒有想過還能看到幾十年前的設計稿,我非常激動,永遠留念。”

  

  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對團旗方案的批示

  “當年,在少先隊工作的同志、我的學生劉易晏也來找我參與設計繪制了少先隊隊旗,后來我的兒女成了少先隊員,都是戴著紅領巾在我參與設計的星星火炬隊旗下宣誓……”

  “我當年入隊宣誓時真不知道隊旗是誰設計的。只知道紅領巾是國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鮮血染紅的……”周容笑著說,在幾次為父親整理出版畫冊和這次百歲生日大展中,更系統地了解了父親母親的經歷,他們作品太豐富了,作為子女,很多經歷和作品我們都不知道。

  人民幣設計稿首次展出

  “周令釗同志應中國人民銀行聘請,于1950年參加人民幣設計專家組,主持第二、三、四套人民幣總體設計和圖案設計,為人民幣設計和印刷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特此頒發此榮譽證書。

  中國人民銀行

  一九九八年三月”

  在8月29日央美美術館開幕的《為新中國造型——周令釗先生百歲藝術展》上,筆者在展出的300多件作品和大量文獻資料中,看到了中國人民銀行1998年3月頒發給周令釗的榮譽證書和北京印鈔廠1989年9月25日授予周令釗“北京印鈔廠名譽職工”光榮稱號的證書,而周令釗先生繪制人民幣的草稿等珍貴的歷史檔案資料和手稿,則是首次與公眾見面。

  從清代到北洋政府時期,中國的貨幣從設計到印制都聘請和委托外國人操辦。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國家主權和尊嚴,政府改讓自己的美術家和專業技術人員全面接手這項工作,這對中國美術家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周令釗先生從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中,先后擔任了第二、三、四套人民幣票面的整體美術設計工作。這是一項設計全中國億萬人民甚至世界性金融貨幣活動和經濟生活的圖案設計工程。

  

  1950-80年代擔任二、三、四套人民幣紙幣票面總體設計

  第一套人民幣是在解放戰爭勝利進軍的形勢下,于1948年12月1日由同一天在河北石家莊成立的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印制發行的。由于這套人民幣面額過大,設計印刷等方面都比較粗糙,為適應新生的人民政權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等各方面的要求,新版的人民幣設計就提上了日程。

  1950年4月的一天,中國人民銀行的兩位領導來找中央美術學院黨委副書記羅工柳說,中央決定要設計新的人民幣,請他擔任設計組長,必須嚴格保密。羅工柳愉快接受了任務,但說自己是搞繪畫的,人民幣設計屬于平面設計,便向他們推薦了國徽的設計者周令釗。周令釗17歲時曾在上海華東照相制版印刷公司學徒,跟隨著名的制版印刷專家柳溥慶學習制版。

  接到任務后,周令釗瞞著夫人陳若菊,住進了北京印鈔廠。關于這段經歷,周令釗在回憶中寫道:“第二套入民幣的設計主要是我和羅工柳兩人負責。”

  這是國家十分重要的任務,為了保證質量,組織上邀請到了張光宇、張仃、王式廓等教授,請他們到廠里來,共同研究、商量第二套人民幣應該怎么設計。他們一致認為,我們的鈔票應該反映人民鈔票的性質,人民幣反映的是國家的政治,這是主要內容。至于它的形式,毛主席一直強調要探索民族形式,我們就應該有中國的文化傳統和表現形式。周令釗他們不僅與北京印鈔廠的設計、雕刻人員到故宮、顧和園、云岡石窟去臨摹古建筑、石雕、石刻、銅器以及長廊里的彩畫中的花紋和圖案,還對敦煌壁畫進行了潛心研究,速寫本畫滿了十幾本。

  “2元券背面景框源自故官的窗欞,3元券背面的邊框取自敦煌壁畫中飛天的飄帶。我還把面額數字用紋樣圍了起來,外形如同中國傳統的燈籠,這些都賦予了第二套人民幣富麗典雅的氣息,具有濃郁的中華民族特色。”周令釗回憶說,“這個任務非常保密,家里人也不知道我畫鈔票去了。設計過程十分嚴格,哪怕是一個小的紙角,都要交給保衛部門,他們都會登記好。設計過程中不能有一張廢紙”。

  第二套人民幣從1分到10元11種幣樣,正反22面中的裝飾紋樣,周令釗都要一筆一筆手繪出來,而且要畫成與真鈔同樣大小的效果圖。當設計完成時,他的眼睛一度看不清東西,以致37歲就戴上了老花鏡。

  1955年3月,第二套人民幣成功發行。1958年,國家開始醞釀第三套人民幣的設計。設計者為:羅工柳、周令釗、侯一民、陳若菊、鄧澍。第四套人民幣的設計為:羅工柳、周令釗、侯一民、陳若菊、鄧澍。

  “這么說,每個人的兜里都有周老的作品啊。”筆者不無自豪地感嘆。

  “我們家里沒有。”周容說當年母親曾順手把第二套人民幣的一套新幣夾在一本書中。后來父親用書時發現有錢,隨手就裝在兜里,毫無在意,過后需要付錢時就花了出去……”

  周老回憶,設計第二、三套人民幣時,已經搬進校尉營中央美術學院北宿舍。大約是1951年或1952年,他從東單的五老胡同搬進校尉營中央美術學院北宿舍。這里的房屋比五老胡同的整潔些,住在院子北面那排宿舍,窗戶朝南開。院子由東到西很長,南北兩面各一排宿舍,兩排宿舍之間是一個長條的院子,隔一段有一個水池,供大家淘米、洗菜、洗衣服、洗拖把等用。在這里一住就十余年,參加并主筆設計的國家的許多重點項目,如第二、三套人民幣的票面總體設計、解放軍三大勛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紀念郵票、民族文化宮和人民大會堂的建筑裝飾設計、每年“五一”和“十一”天安門游行儀仗隊和文藝大軍的隊容總體設計等。

  “他用嶄新的視覺形象‘設計’了嶄新的國家形象,使國家意志視覺化,反映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精神風貌。”正如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教授所評價的那樣:周令釗先生豐富而又漫長的藝術人生,見證了新中國的歷史進程。

  “我們為新中國的成立奮斗過,也為新中國的成長建設投入過、奉獻過,至今還在繼續。周令釗先生說:在即將迎來新中國成立70年之際,我祝愿我的祖國和平安寧,蒸蒸日上,人民幸福安康,人美心靈美。”(本文圖片由中央美術學院提供

責任編輯: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