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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新中國金融征程
訪現代金融史研究學者張徐樂

  策劃人語:

  走近歷史,方知來路。回溯70年前,解放戰爭進入尾聲之際,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人民幣發行。進入1949年后,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繼解放。此時,新中國金融業白手起家,面對的是國家百廢待興、紙幣嚴重通脹、物價飛漲、市場秩序混亂、非法交易嚴重。“共產黨不懂經濟”“人民幣進不了上海”的質疑聲迭出。沒有硝煙的戰斗已然打響。在接管官僚資本金融機構的基礎上,黨領導的金融事業在上海——當時的遠東金融中心落地生根。整頓市場秩序,穩定經濟工作,打擊非法交易……金融征程從此開啟。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本刊特別策劃《開啟新中國金融征程》系列報道上、下篇,同讀者一同走近那段動人心魄的歷史。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人民解放軍邁著整齊步伐進入上海市。然而,就在上海解放前夕,有不法商人喊出“解放軍進的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的狂言。彼時,上海不僅是全國,也是遠東金融中心,全國最大工商業城市。沒有硝煙的戰爭拉開了帷幕。經過激烈斗爭,黨領導的金融事業在上海落地生根,經濟秩序整肅,業務蓬勃開展。

  新中國70年過去了,黃浦江水仍舊奔流入海,外灘的一座座大樓改換了主人,對岸的陸家嘴高樓林立、燈火通明。在新中國即將迎來70華誕之際,重溫這段崢嶸往昔,那些高屋建瓴的智慧讓人稱贊,那些艱苦卓絕的斗爭讓人動容。

  

  位于上海外灘15號的原中央銀行舊址,接管后成為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地。

  走近歷史,方知來路。日前,《金融時報》記者走進上海諸多金融遺跡舊址,采訪現代金融史研究專家、上海復旦大學副教授張徐樂,探知這一段動人心魄的共和國金融往事。

  “人民軍隊打到哪里,人民幣就要流通到哪里”

  上世紀上半葉,上海就奠定了全國金融中心的地位,其金融業市場份額約占全國一半。然而,就在解放前夕,蔣介石從上海帶走大量黃金、銀元、外匯,同時大量發行金圓券,導致嚴重通脹、物價飛漲。當局吸干了市民儲蓄,紙幣信用驟跌。為穩定經濟秩序,上海解放第二天,軍管會就頒發了相關規定和法令,一場轟轟烈烈的經濟斗爭就此展開。

  《金融時報》記者:解放前,上海市在全國的經濟地位如何?上海金融業布局情況如何?

  張徐樂:那時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貿易和航運中心。特別是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起,上海已發展成為全國金融中心,也是遠東國際金融中心。上海的金融機構,無論從數量、種類、層次,還是從其相應的功能角度,在全國都是排第一的。那個時候,上海的金融機構是多元的:

  首先是國家行局,包括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大行”,還有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央信托局和中央合作金庫,構成了官僚資本金融機構的核心,其中除中國農民銀行外,其他幾家機構的總行、總部或總管理處都設在上海。它們屬于政府性質的金融機構,為當局所控制。

  其次,上海的私營銀行眾多,而且大多數私營銀行總行也都設在上海。民營銀行中,最著名的當屬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實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組成的“南三行”和由金城銀行、大陸銀行、中南銀行、鹽業銀行構成的“北四行”。南三行的總行本來就設在上海,北四行的總行原來設在北平或天津,上海金融中心地位奠定后,也都南遷到了上海。

  同時,一些有實力的外省市的銀行也愿意在上海設立分行。

  再者,很多外商銀行也在上海設有分支機構,上海是最大的外商銀行聚集地,當時來華的西方國家幾乎都在上海設立銀行。

  另外,上海還有很多錢莊,數量經常維持在數十家,上海錢業在全國錢莊業中居于領導地位。

  可以說,當時上海是各類型金融機構的總部、總管理處或總行所在地。種類多、數量大,金融功能非常齊備。

  但經過十多年的戰爭和惡性通貨膨脹的打擊,特別是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政府開始推行金圓券,強制商業行莊公司移存外匯資產、繳兌金銀外幣,上海私營金融業受到前所未有的劫掠。經歷了金圓券發行和崩潰的劫難,再加上一部分私營大銀行將資金抽逃海外,以及中小行莊瓜分隱藏的暗賬部分,解放前上海的私營金融業整體實力已大不如前。而這時,國家行局的一部分南遷廣州,并最終逃去臺灣。外商銀行也收縮業務,有的甚至撤資,離開中國。上海解放時,金融業整體水平處于低谷。

  《金融時報》記者:解放上海時,有不法商人揚言,“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為使人民幣順利進入上海金融市場,黨中央做了哪些準備工作?

  張徐樂:1948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在石家莊成立并發行人民幣。

  1949年1月,平津解放。平津的金融接管比較順利,人民幣很快占領了平津金融市場。黨領導的金融工作,積累了一些城市接管、穩定金融市場的經驗。但是,上海的情況比平津更為復雜。

  軍事斗爭取得勝利后,需展開經濟建設,這離不開金融助力,人民幣迅速占領上海市場至關重要。為了解放并成功接管這座當時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金融中心,黨中央做了認真而充分的準備工作。

  解放上海,意味的不僅是解放軍要進入上海,金融、經濟工作人員也要進入上海。為此,緊急從北方解放區調撥了一批金融干部職工到丹陽集訓,學習政策,學習入城紀律。那時,上海地下黨在印鈔系統中亦有了相當力量,他們將搜集到的資料,包括介紹上海財政金融機構的情況,介紹中央銀行印鈔廠的情況,等等,秘密地送到丹陽,供接管干部們學習、了解。

  解放軍攻打上海時,隊伍前邊是沖鋒陷陣的解放軍戰士,后面就是一輛輛滿載人民幣的卡車。軍隊打到哪里,人民幣就流通到哪里。印鈔系統的接管干部進入上海后,即與地下黨聯系,迅速接管上海造幣廠、中央印刷廠等相關機構,以聯合力量印制人民幣,保證人民幣供應。

  接管“國家銀行”,遏制通貨膨脹

  國統區幾家官僚資本銀行,曾控制了國家經濟命脈。1948年8月開始流通的金圓券,以每小時每分鐘的速度貶值,給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嚴重困難。原“中央銀行”的惡名為全國人民唾棄。

  與“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的狂言相反的是,解放軍走到哪里,人民幣就發行到哪里。恢復上海正常的經濟秩序,要先廢除國民黨舊幣金圓券,讓人民幣“登場”。解放上海后,隨著一系列工作的展開,舊貌正煥發新顏。

  《金融時報》記者:在上海解放之初,黨領導的金融工作,對官僚資本金融機構采取了怎樣的政策?

  張徐樂:早在1947年12月,毛澤東主席寫了一篇文章《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文中提出了接收官僚資本、消滅官僚資本的主張。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大行都屬于官僚資本金融機構,應在接管之列,丹陽集訓時,就確定了對這些官僚資本金融機構的接管方案。

  這里特別要提到接管原中央銀行的工作,1935年發行法幣時,是由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行負責發行。而1942年后,中央銀行成為了唯一的發鈔機構,金圓券都是從中央銀行流出去的。因此,接管中央銀行意義重大。

  5月27日上海解放的同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其下屬的財經接管委員會金融處,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權對金融業實行接管和監管。當天,軍代表進入中央銀行大樓,執行接管任務。同時,對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以及所有的官僚資本銀行進行接管。

  中央銀行總行大樓位于外灘15號。對中央銀行的接管,首先是對其機構、房屋、資財以及人員的接管,繼而從功能上對其進行消滅,停止其作為發行的銀行、政府的銀行以及銀行之銀行的職能。

  5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和上海分行同時成立。華東區行代表總行,對整個上海金融業實施行政管理,上海分行在華東區行的領導下,對私營金融業進行業務指導。同時,上海分行還是各項信用業務的直接經營者,接受存款、放款,辦理票據業務和匯兌業務。

  《金融時報》記者:人民幣如何取代金圓券,從而進入流通領域,為人們所接受?

  張徐樂:上海解放后,迅速接管原中央銀行的同時,也需迅速地遏制金圓券惡性通貨膨脹,這其中,關鍵是用人民幣收兌已經貶值的金圓券。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上海市軍管會發布命令: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為解放區統一流通的合法貨幣,即日起所有完糧納稅以及一切公司款項收付、物價計算、賬務、債務、票據、契約等均以人民幣為計算及清算本位,不得再以金圓券及金銀外幣為計算與清算本位;金圓券即日起為非法貨幣。

  

  上海市民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兌換金銀(1949年6月)

  但是,我們面對的是龐大的上海市場,而當時人民銀行的營業機構還沒有來得及成立。因此,一方面利用接管的官僚資本金融機構,特別是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負責代為收兌金圓券;另一方面,也在全市范圍內發動一些私營銀行和錢莊,開展收兌工作。由于金圓券早已貶值如廢紙,遭到上海市民唾棄,因而收兌工作開展得很順利。

  從5月30日到6月5日,中國人民銀行共收兌金圓券35.9萬多億元,占國民黨統治區全部金圓券流通總額的53%,人民幣迅速占領上海市場。

  打擊銀元非法交易,人民銀行履行職能

  流通數十年的銀元,曾在中國金融市場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尤其是國統區紙幣接連貶值,百姓對紙幣缺乏信任,從而對銀元愈加珍視。解放前,上海銀元黑市交易盛行,一些人拿到紙幣后立刻兌換成金銀。人民幣出現在上海后,當人們懷著將信將疑的心態兌換時,投機商則用手里掌握的大量銀元影響市場,阻礙人民幣的流通,一些私營百貨公司依然用銀元標價,“銀牛”們囤積居奇,擾亂著市場的正常秩序。一場斗爭迫在眉睫。

  《金融時報》記者:面對銀元的黑市交易,如何在市場上鞏固人民幣的地位?

  張徐樂:人民幣收兌工作速度很迅速,也很順利,一周時間,幾乎占領了上海市場。但是,銀元畢竟是硬通貨,而眼前的人民幣則是紙幣,人們基于多年以來對“法幣”和“金圓券”貶值的恐懼,對待人民幣的價值不免半信半疑,有人賣貨拿到了人民幣,或發工資領到了人民幣后,還會立即跑到黑市去兌換銀元。因而,并不排除銀元還在市場上流通,銀元仍在私下交易。

  市場上銀元的私下交易,銀元販子的投機行為,對人民幣流通和穩定,對社會經濟平穩運行都造成極大威脅。因此,必須消滅銀元販子,禁止銀元計價流通。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職工在清點收兌的銀元(1949年6月)

  1949年6月10日,經毛澤東主席同意,上海市軍管會采取果斷措施,迅速查封了非法銀元交易的集中場所——上海證券大樓,逮捕重要投機分子,取締了銀元販買投機活動。同時在大樓內抄出大批銀元、美鈔、黃金,依法沒收。經過這場斗爭,對集中在證券大樓進行投機活動的不法分子給予了沉重打擊。

  這一次行動,可以說將銀元販子一網打盡,受到中央的嘉獎。毛澤東主席評價“銀元之戰”的作用不亞于一場淮海戰役。銀元停止流通,排除了人民幣流通的障礙。

  《金融時報》記者:中國人民銀行如何在上海建立組織機構并履行職能?

  張徐樂:新成立的中國人民銀行作為新中國的中央銀行,是發行之機構,是銀行之銀行,并擔負國庫之職能。所以,在接管國民黨政府的中央銀行后,即開始履行相應職能。宣布金圓券為非法貨幣,要求原中央銀行退還私營銀行和錢莊交存的存款準備金等,意味著原中央銀行不僅是形式上的結束,其功能也被消滅。

  北平解放后,人民銀行的機構從石家莊遷到北平,所以人民銀行在北平開展工作時是有基礎的。而上海解放后,人民銀行在上海可以說是白手起家,各項工作幾乎是在接管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比如中國人民銀行的辦公地點就設在原中央銀行的辦公大樓。因為金融專業人員的缺乏,吸收了大批的原中央銀行以及其他被接管的金融機構中的舊職員,這些舊職員經過政審和學習,大部分予以留用。

  這個過程是很了不起的。中國人民銀行在上海建立時,既缺乏人才,又缺乏資金,同時還缺乏城市經濟金融的管理經驗。接管當時遠東的國際金融中心,對黨領導的金融工作,是極大的考驗和挑戰。

  1949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已在上海市區陸續開設了15個辦事處,辦理各項業務;到年底,在上海解放后僅七個月時間里,中國人民銀行在上海市區的辦事處已增至22個,另有127個服務處、44個收款處以及1個市郊支行,轄屬9個郊區辦事處,職工6122人,初步形成了業務齊全的營業網。(上)

責任編輯: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