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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博鰲|金融業風險猶存 服務民營小微模式仍待完善
嘉賓探討防風險與服務實體經濟突破點

  次貸危機發生10年后,金融業是否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金融風險又集中在哪些層面,是否有新一輪風險暴露的可能?

  當下,世界各國正在艱難地探索完善金融市場職能。就中國而言,當前存在一定的經濟下行壓力,風險集中在金融、地方債和房地產三大領域,而實際上后兩者也和金融息息相關。在博鰲亞洲論壇2019年年會上,不少分論壇都將目光聚焦上述話題,探討金融風險及其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摸底全球金融風險

  在過去的20年間,安聯保險集團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奧利弗·貝特曾經歷過3次危機——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歐洲股市連續幾年大幅下跌;2009年美國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也導致歐洲股市下滑7%;2009年歐洲債務危機出現。

  “這些問題的源頭都一樣,都是來自過高的杠桿率以及不高的信息透明度;同時,金融危機最后都體現為流動性危機,監管層需要高度重視此風險。”奧利弗·貝特表示,直到今天,監管對金融資產的流動性及其壓力測試的關注度還不夠。對此,他建議提升透明度,掌握杠桿率和流動性水平,其中包括銀行業、家庭部門以及政府部門。

  在厚樸投資聯席董事長、工商銀行原副行長張紅力看來,超前的消費文化、超復雜的金融創新、超弱的監管協同、超大量的債務積累、超高的杠桿和超貪婪的文化導致了金融危機。而當前,全球的金融風險還在累積。

  具體到中國,奧利弗·貝特認為,中國的金融業存在流動性風險隱患。在“影子銀行”領域,大量的產品不透明、流動性也較差,借短貸長導致期限錯配非常嚴重。他以國內一些壽險產品舉例稱,“這些產品的保障利息非常高,意味著投資回報率也要特別高,但實際上,中國資本市場不夠深化,無法彌補資產和負債的錯配問題。因此,大部分產品就只能短期以借新還舊的方式補上資金缺口。”

  另外,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曉求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的金融風險主要在于地方政府債務和部分企業債務。地方政府債務逐步擴張,財政收入隨經濟增速放緩而下降,所以必須控制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在企業債務方面,除了經濟增長放緩,還有政策的不穩定帶來的短期流動性風險。

  借鑒全球經驗幫扶民營小微

  如何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微和民營企業等薄弱環節,成為嘉賓們關注的焦點。一些國內外比較成功的案例極具借鑒意義。

  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年末,中國臺灣地區共有144萬家中小企業,占到臺灣地區企業的98%,雇傭勞動人口78%。銀行機構有37家,分行共3402家,平均ROE為9.3%。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如何服務好如此大比例的中小企業?對此,永豐銀行董事長陳嘉賢稱,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的設立,能夠發揮金融支持小微的作用。不少文化類項目均是通過該信保基金的支持,從而獲得了銀行融資。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成立于1974年,由政府與金融機構共同出資。公開數據顯示,該基金資本金近1260億新臺幣(約270億元人民幣),其中政府部門出資約占75%,金融機構出資約占25%;保證余額累計超過10萬億新臺幣(約2.2萬億元人民幣)。

  陳嘉賢表示,政府的引導、銀行的配合、市場化的運作機制,使得45年來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擔保了40萬家中小企業,其中2762家中小企業發展成為大企業,892家中小企業在臺灣交易所上市,占整個上市公司的比例為46%。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認為,如果金融向實體經濟的貸款不能有效實施,里面便存在傳導機制的問題。但是金融和小微企業貸款困難,和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不完全有關系。在朱民看來,小微企業融資難本質上是因為三個不對稱:信息不對稱、風險不對稱、收益和成本不對稱。“信息不對稱是因為銀行對小微企業不透明不了解,風險不對稱是因為小微企業沒有抵押,成本不對稱是金融機構對小微企業貸款的收益和成本難以對稱。因此,小微企業融資難是全世界的難題。”

  朱民同時還列舉了德國、英國以及國內螞蟻金服支持小微的模式。德國通過大型商業銀行向社區銀行提供流動性,由社區銀行支持中小企業;英國則推動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政府為PPP提供流動性直接貸款給小微企業;螞蟻金服則通過技術手段,實現3分鐘申請、1秒放款,而且每筆貸款成本從數千元降至2.3元。“政府和金融科技合作建立平臺,向小微企業提供貸款也非常重要。”他強調。

責任編輯:趙乘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