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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管理可促進2030發展目標實現

每年可以為《2030年議程》提供6800億美元的意外財富

  一份新發布的聯合國報告強調,無限制的私人資本流動導致資源從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資本控制是促進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包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貿發會議25日發布的《2019年貿易和發展報告》,進一步的資金流失來自稅收驅動的非法資金流動和放棄對數字交易的稅收,這意味著,確保對模擬或數字國際商業活動公平征稅,對于努力建立包容性和可持續的全球秩序至關重要。

  貿發會議秘書長穆希薩·基圖伊說:“對波動不定的外國資本無限制的開放有可能進一步加大《2030年議程》的資金缺口。”

  貿發會議全球化和發展戰略司司長柯睿智說:“《2030年議程》依賴投資規模的擴大,而人們往往認定,這最終取決于發掘高財富人群和私人金融機構的資源。”“實際上,如果沒有公共部門的引領作用,如果在私人外國資本的監管方面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將資金導向長期生產性投資是不可能的,”他表示。

  通過資本管制減輕對外部資金波動不定的脆弱性

  金融一體化的加深使許多發展中國家面對全球金融周期的影響,迫使它們通常以短期美元計價債券的形式積累外匯儲備,以防止資本流動突然逆轉和遏制其不利影響。然而,相對于這些國家為波動不定的資本流入還本付息的成本而言,這些資產的回報較低,這就造成了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資金轉移。據統計,2000至2018年期間,16個發展中國家的此類資金轉移每年約達4400億美元,占這些國家合計國內生產總值的2.2%。

  資本管制可以提供另一種更為有效的方式來控制這種波動,使決策者能夠迅速采取行動,避免冗長的辯論和程序,尤其是在資本流入激增期間。但這將需要國際層面的支持措施。

  首先,資本賬戶管理應被排除在區域和雙邊貿易和投資協定的范圍之外。至少,這種協議應包括相關保障措施,允許各國有權監管與其契約承諾不相抵觸的資本流動。

  其次,資本流動需要在流出端和流入端都受到控制。對發達國家資本外流的監管將提高這些國家過去幾年來奉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效力,因為它將引導信貸轉向本國經濟的生產性投資,并防止貨幣刺激向國外金融投資滲透。資本管制的多邊協調將促成資本流動的更大穩定性,同時在兩端均維持相對較低水平的限制水平,而不是只在一端實行更嚴格的管制。

  通過打擊稅收驅動的非法資金流動減少財政收入損失

  跨國公司出于稅收動機的非法資金流動估計每年剝奪發展中國家500億至2,000億美元的財政收入。此類流動受到國際公司稅收準則的推動,這些準則將跨國公司的子公司視為獨立實體,并將跨國公司不同實體之間的應稅交易視為互不相關。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報告建議轉而采取統一稅制,承認跨國公司的利潤是在集團一級集體產生的。單一稅制應與跨國公司所有利潤的全球最低實際公司稅率相結合,設定在20%至25%左右,這是目前全球名義稅率的平均值。為了在各國之間分配這種改革后的公司稅的收入,該報告支持“公式化分配”,根據商定的公式在各國之間分配對多國公司集團的總稅收,相對于總銷售額,最好是優先考慮就業和生產性有形資產等因素。

  通過對數字經濟公平征稅來增加財政收入

  經濟活動的迅速數字化正在改變價值的創造、計量和分配方式,給國際稅收框架帶來了新的挑戰。緩解嚴重的財政流失需要重新審查現有的國際公司稅收準則和規則,以確定征稅權的劃分,如何處理跨國公司不同實體之間的跨境交易,以及在無形資產和數據用戶成為重要的價值來源時如何衡量價值創造。該報告認為,數字經濟中的公平征稅權需要使用“有效經濟存在”的概念,這是指超過一定水平的銷售或交易收入。

  目前經合組織、20國集團正在就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進行談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探討了針對數字經濟的臨時單邊國內稅收措施。一些國家(其中許多是歐洲聯盟成員國)已經考慮或開始征稅。僅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簡單估計,這種單邊措施可能帶來的額外稅收收入就在110億至280億美元之間。同樣,雖然世界貿易組織尚未達成共識,但終止對電子傳輸暫免關稅的決定即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增加100多億美元的財政收入,其中95%將歸于發展中國家。

責任編輯:吳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