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頁
專家觀點CURRENT AFFAIRS
專家觀點 / 正文
關于平臺經濟的若干思考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收到了市場的強烈反響。市場普遍將《指導意見》的出臺視為重大利好,認為必將引發新一輪的“平臺經濟熱潮”。作為經濟學家,我們不僅要關注宏觀政策效應,更有必要對關系平臺經濟健康發展的幾個關鍵問題做一些冷靜思考,以推動公共政策的良好意愿真正落到實處。

  思考一:如何正確理解《指導意見》的經濟發展意義?

  近年來,我們見證了互聯網平臺經濟的蓬勃興起,也目睹了“野蠻生長”滋生的種種問題。一方面,互聯網平臺經濟作為生產力新的組織方式,確實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新動能。數據顯示:2018年,互聯網平臺應用生態帶動就業機會累計超過6000萬個;2019年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互聯網企業收入同比增長17.9%,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38165億元,同比增長21.6%,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接近20%。但另一方面,消費欺詐、競價排名、用戶歧視、數據泄露、惡性競爭甚至金融詐騙等現象亦屢見不鮮,成為平臺經濟必須直面和解決的問題。

  因此,《指導意見》充分肯定了平臺經濟對優化資源配置、促進跨界融通發展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推動產業升級、拓展消費市場尤其是增加就業的積極作用。同時,《指導意見》也正視平臺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現實問題,從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戰略高度,提出了優化完善市場準入條件、實行包容審慎監管、鼓勵發展平臺經濟新業態、優化平臺經濟發展環境和強化平臺經濟發展法治保障等五個方面的政策措施,旨在促進平臺經濟進一步規范健康發展。

  《指導意見》的發布有利于市場形成更加穩定的政策預期,無疑將對平臺經濟的新一輪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動態觀察其經濟政策效應,我們不應僅僅看到對“平臺經濟規模支撐”的促進效應,更應重視《指導意見》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戰略層面所產生的一系列社會經濟發展意義。其一,《指導意見》將“互聯網+服務業”、“互聯網+生產”、“互聯網+創業創新”作為平臺經濟發展新業態、培育新動能的重點領域,有利于促進互聯網與產業經濟的深度融合,加快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進程,推動互聯網思維和技術對實體經濟的全面賦能。其二,《指導意見》對平臺經濟的市場準入機制、監管方式、政策配套、法治保障等提出了明確要求,不僅增加了對于平臺經濟的制度供給和政策供給,更有利于從整體上規范數字經濟發展的市場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切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進一步提升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率。其三,《指導意見》抓住了數據開放和保護體系、社會信用體系這兩個重點,這不僅是平臺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也是“數字中國”建設的重要支撐。建立健全這兩個體系,將大大推動更加高效透明的數字政務、更加健康活躍的數字經濟和更加誠信便捷的數字社會,有利于數字時代經濟社會的全面創新發展和轉型升級。

  思考二:如何深刻理解平臺經濟的實質?

  目前,關于平臺經濟的理解主要聚焦于兩方面,即平臺經濟的經濟屬性和技術屬性。前者多以“雙邊市場”理論為基礎,關注平臺經濟的網絡效應、需求方規模效應等不同于傳統經濟形式的屬性;后者則更強調互聯網、大數據等新技術條件對平臺經濟的驅動和支撐作用,關注其開放性、跨界性等特征。

  其實,“平臺”并非新生事物。古老的集市、現代的商場都是我們熟悉的平臺。但只有與互聯網深度融合之后,作為生產力組織方式的平臺經濟才應運而生。這是因為“連接一切”的互聯網實現了廣泛、及時、大規模、低成本的信息交互,為解決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提供了新的可能,而平臺經濟的意義正在于此。隨著網絡通信、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不斷發展,平臺得以搭建更加強大的數字基礎設施,實現更大規模的信息交互和更加精準的信息匹配,從而實現更加高效的資源配置和價值交換,提升經濟運行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說,平臺經濟就是信息經濟,平臺企業提供的服務本質上都是信息服務。也正因如此,平臺思維和平臺模式才越來越廣泛地進入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重塑著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因此,所有數據和技術手段都應該服務于更好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而不是利用數據壟斷和技術壁壘來加劇信息不對稱,甚至放任或制造信息的失真與欺詐,造成市場的扭曲。這是平臺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也是其能夠積極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

  思考三:如何合理界定平臺企業的責任?

  在平臺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平臺企業無疑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目前,平臺經濟遇到的諸多問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平臺企業責任邊界的不清晰。

  要界定平臺企業的責任,必須從其所提供的產品/服務出發。一般來說,平臺企業提供的產品/服務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平臺即基礎設施”,平臺企業提供的是交易所需的網絡、系統、應用等數字基礎設施。第二層次,“平臺即中介”,平臺企業為供求雙方提供信息匹配與撮合。第三層次,“平臺即生態”,平臺企業負責制定涉及平臺內經營者、消費者、第三方服務商等各參與主體的行為規則,維護交易秩序和平臺生態環境。

  由于提供的產品/服務具有“準公共產品”的屬性,平臺企業對平臺的規范健康運行不僅負有技術責任,即保證平臺基礎設施和數據的安全,還負有經濟責任和一定的社會責任。平臺企業有責任對平臺內經營者進行必要的準入審核,對其提供信息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進行核驗,并對其所提供產品/服務的質量承擔相應責任,保護平臺內經營者的公平競爭與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同時,平臺企業還有義務依據法律和平臺規則,對平臺中的各參與主體進行相關行為管理,例如,對雙向評價中的強制好評、惡意差評等行為進行糾正,以客觀公正的信用評分參與社會整體信用體系的建設等。

  因此,平臺模式并非“搭臺唱戲”那么簡單。既然搭了臺,那么誰來唱戲、唱什么戲,平臺企業都負有相應的責任。合理界定政府監管、平臺治理和平臺內經營者的責任,是平臺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既要避免平臺企業責任的無限擴大,也要防止平臺治理的成本轉嫁。

  思考四:平臺經濟發展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風險?如何應對?

  首先是平臺自身的運營風險及其外溢。平臺運營既面臨著網絡安全、系統漏洞、信息泄露等技術風險,也面臨著數據真實性、模型有效性等數據能力方面的風險。并且由于平臺經濟的外部性被大大放大,當平臺自身的風險防控能力不足時,平臺出現的問題常常外溢為社會問題,造成對公共資源的消耗和對公共利益的破壞。

  在包容審慎的原則下,對平臺經濟進行更有效的監管十分必要,這不僅是為了促進平臺經濟的健康發展,也是維護公眾權益和社會穩定的需要。面對平臺經濟,傳統監管模式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有限監管資源無法覆蓋海量監管對象,二是垂直監管體系無法適應平臺業務的跨界屬性,三是與一些平臺企業相比,監管部門在數據和技術的掌握上并不占有優勢。這三個問題的核心依然是信息不對稱。

  需要建立與平臺經濟相適應的“互聯網+監管”體系,運用互聯網思維和技術手段,最大程度地破解信息不對稱造成的監管困境。一是“以平臺管平臺”。借鑒金融監管領域的穿透式監管理念和監管科技,搭建“監管部門+平臺企業”的協同監管平臺,在事前審批、事后處置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面向數據和流程的事中監管。二是“以數據管數據”。結合“互聯網+政務服務”的持續推進,打通政府部門之間的數據孤島,將原先分散在各政府部門的數據匯集納入監管平臺;同時,建立政府與企業間的數據交流機制。一方面,通過搭建數據監測模型,強化對平臺經營過程的風險預警和及時干預;另一方面,通過合規、可控的數據共享,支持平臺治理水平的提升,促進社會信用體系的完善。面對新業態,可以借鑒監管沙箱的做法,來平衡創新風險與規范秩序。

  第二,過度資本化的風險。從微觀層面來看,一些平臺以用戶補貼等方式快速吸引流量,但缺乏可持續的經營模式,一旦資金鏈出現問題,不但平臺難以為繼,還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從宏觀層面來看,目前平臺經濟仍主要集中在消費服務領域,而對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服務領域的投入還很不夠,對“互聯網+工業制造”、“互聯網+農業生產”的支持也很有限。出現這些問題,本質上是因為當前平臺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還沒有充分理順。誠然,用戶規模是平臺實現雙邊正反饋的基礎,但平臺能夠吸引并留住多少用戶,根本上取決于平臺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痛點。

  需要設計科學合理的政策機制,通過稅收等激勵約束手段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實體經濟和社會發展真正有需要的領域;同時,建立正確的政府行為評價機制,引導地方政府關注平臺經濟的質量、健康度和對產業轉型升級的貢獻度,而非僅僅關注平臺企業的數量或規模,進一步推動平臺經濟為實體經濟的提質增效發揮積極作用。

  第三,數據濫用的風險。數據是平臺經濟的關鍵要素,也是平臺企業的核心資產。但目前,對于數據的采集、權屬、保護、使用等問題,尚未形成明確的法律規范。過度采集、拒絕分享、算法歧視、數據濫用、隱私泄露等問題層出不窮,甚至出現了侵犯個人信息的完整黑產業鏈,對公民安全與公民權利造成了嚴重損害,對平臺經濟所賴以生存的社會信用基礎也造成了嚴重破壞。

  需要盡快完善數據相關立法,圍繞數據采集、確權、開發使用、流通交易、增值利用等重要環節,建立貫穿數據全生命周期的規則體系,明確平臺企業的法律義務與法律責任。在完善頂層設計的基礎上,落實監管機制和司法救濟措施,切實保護公民數據權利和隱私安全,規范數據產業的整體發展。

  思考五:對商業銀行平臺化實踐的提示

  隨著互聯網“下半場”的開始,商業銀行也紛紛搭建起自己的互聯網金融平臺,并沿著金融業務的延長線,逐步拓展至社會治理和民生服務領域,將金融服務嵌入更多生產生活場景,參與平臺生態的構建。

  需要提示的是,商業銀行應正確看待“上半場”互聯網企業帶來的挑戰和沖擊。事實上,互聯網企業恰恰是做了銀行自己不愿意或沒有能力去做的事,通過互聯網技術和平臺模式為解決金融業普遍存在的難點問題探索了新路。因此,商業銀行的平臺化實踐,不是簡單地去和互聯網企業搶賽道,而是充分吸收互聯網金融平臺前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充分發揮自身在資金、客戶、渠道、人才、技術等方面的比較優勢,確定適合的平臺發展思路。

  在發展金融服務平臺時,核心是要回歸本源,利用科技手段將對實體經濟的金融服務做到極致,尤其要充分發揮商業銀行在金融洞察、數據積累、風險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優勢,當好普惠金融服務的主力軍,努力構建起社會各類群體的信用體系,將金融資源引流到實體經濟真正需要的領域和環節,打通實體經濟的“微循環”。

  在參與社會治理、民生服務等領域的平臺生態構建時,關鍵是要發現真正的痛點問題,發揮對金融、科技、市場、社會等各類要素的聚合作用,深入具體場景,打造真正有價值的平臺。建設銀行在參與各地智慧政務、民生服務等平臺建設的初步探索中就有這樣的體會:要聚焦政府治理難點和民生需求痛點,充分發揮銀行在數據洞察、系統整合、互聯互通、信息安全、服務渠道、品牌信譽等方面的金融和科技優勢,以智慧的方式賦能痛點問題的解決;在此過程中,要積極開展與各行業主體的開放合作,發揮各自在市場、技術、資源等方面的優勢,共建“互聯網+金融+行業”的良好平臺生態,形成可持續的運營模式,這樣的平臺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責任編輯:趙乘鋒